三星堆考古新奇跡:金杖出土古國現身

  腳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著距今約3000~5000年前古代蜀國的輝煌歷史。之前僅在神話傳說中留下隻言片語的古蜀文明,密碼一般的層層謎團,終於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漸漸得到了破譯。

  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使一向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歷史起點的敘述,融進了長江流域的文明起源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從1929年揭開冰山一角,接下來70多年歲月有斷裂的考古歷程。這個發現時間僅次於百年殷墟的遺址,從另一個角度見證了中國當代考古的脈絡。

  在滋養著它的四川廣漢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學的範疇。這個聲名顯赫的大遺址,與生活在其中的近萬名農民、考古隊員、民間研究者以及博物館的發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個豐富的地方生態。

  金杖出土·古國現身

金杖出土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數千年之後,成為“一醒驚世人”的世界級考古發現。

  回想起20年前的發掘,不能不說是個大幸運,但琢磨起來,又是對當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應。

  成都以北40公里的廣漢三星堆,被證實是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時期的古蜀王國核心。此前河南偃師二里頭作為4000多年前的中國最早都城遺址,被當作中國文明的源頭。

  “一點黃色的物體從黑色灰渣暗淡的顏色中‘跳出’,再用竹籤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條金色的魚紋清晰顯露了出來……”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號祭祀坑發掘的第10天。

  凌晨2點30分,熾熱的7月末川西平原,31歲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員陳顯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鳥的圖案,很快,一條雕刻著紋飾、彎彎曲曲的黃金製品露面了,“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帶吧?”

  後半夜的三星堆田間安靜異常,當時圍觀的好奇農民已經在上半夜散去。33歲的陳德安是這次發掘工作的領隊,被值班的副領隊陳顯丹叫醒後,兩人迅速做出決定。

       所有正在參加發掘的人都不能離開現場;四川大學來此實習的大學生張文彥,趕緊騎自行車去廣漢縣城向當地政府報告;陳德安連夜趕去成都向單位匯報。

  5點多鐘,天剛剛亮,36個武警被廣漢縣委書記派到現場。夏天早起的村民們又聚集過來。陳顯丹這才對眾人宣佈:有重大發現,金腰帶出現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們發現,這不是一個腰帶,而是1米多長的一個金權杖。

金權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為圓臉,嘴呈微笑之形,頭戴“玉冠”,是一個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物。與頭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魚、鷹圖案,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極有可能表達的是帶有王者之氣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記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與此有關呢?”——那就是“魚鳧氏”。陳顯丹說,“我們把金杖上刻的圖案從左至右讀下去,正好是‘魚鳧王’三個字,也就是說該金杖的主人應是‘魚鳧王’”。

  隨後一號和二號祭祀坑的全面發掘,出土了青銅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銅神樹等令人震驚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遺址至少是古代蜀國的都城之一。

  終於,1929年首次在月亮灣發現玉石器以來,一直迷霧重重的“三星堆遺址”因為1986年祭祀坑發掘,有了突破性進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國真真切切踩在腳底。在幾無文字記載的上古蜀國,這一發現成了破譯神話傳說的“符碼”。

  1986年春天的發掘和一、二號祭祀坑的出現,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將過去幾十年來破碎的發現,放進了一個系統。三星堆區域毫無疑問是祭祀區,那麼1929年發現玉石器的月亮灣極有可能是宮殿區,沿鴨子河一帶可能是手工作坊區,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為城牆勾勒出古時都城的輪廓。

  歷年來的發掘出土文物,跨越時間涵蓋了距今3000~4800年的這一階段。在近2000年時間裡,三星堆遺址沒有間斷過,古蜀文化一直在這個地方生長。三星堆商代遺址,將古蜀文明的時間猛然提前了一兩千年。

  “芝麻開門”·文物“救火”

  考古人的那種喜悅,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張耀輝說:“太能理解他們的心情了,簡直就像阿里巴巴叫‘芝麻開門’一樣,翻開一層土,就是一個驚天的大秘密啊!”

  這種重大發現還包含著另一層欣喜——三星堆遺址的價值越高,才越有利於它的保護。

  今年78歲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對此深有體會,在1986年祭祀坑震驚世界之前,當地人鮮有文物價值的概念。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廣漢縣文化館工作,卻對身邊的三星堆知之甚少。

       一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參加長江流域的考古培訓,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指著他說:“你們廣漢三星堆很重要啊。”這位廣漢的基層文物幹部,才知道身邊文物的重要性。可是一旦意識到了這點,敖天照的內心就沒有安寧過。

金杖

  遺址區跨越廣漢南興鎮的3個村莊與三星鎮的4個村子,生活著兩個鄉72個社的人。祖輩耕種的生活使他們期盼迅速改變貧困,而遺址上世紀80年代被確定前,敖天照很難去說服人家“不要動這些土,很可能藏著大寶貝”。

  他1975年回到廣漢時,這個成都邊上的縣城正隨著全國形勢,“各個鄉鎮都在大辦磚廠,搞‘五項工業’,中興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成堆的破碎陶片被扔在一邊,“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11月,他從四川省博物館借來50年代發掘的9件石器,拿回廣漢做宣傳和研究。為了有個正式的名分保護遺址,“那時候就盼著省裡趕緊來人,盼考古隊的心情就像盼救火隊”。

  隨著斷續的文物發現,熬天照被一種興奮和緊張牽引著。但地下到底是何種級別的遺址,那時一直是個猜想。從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看,三星堆區域確實具備了作為都城的“上好風水”。

  廣漢地處川西平原東北部,為沱江衝擊平原地帶,屬都江堰灌區,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實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腹心。

       三星堆12平方公里遺址區域,北有通連長江的鴨子河,馬牧河在遺址中心貫穿東西。肥田沃土與充足水源,在上古年代對人們的生存有著決定作用。

  祭祀坑出土的早些年,村民偶爾挖到些玉石製品,原始的樣子並不讓人覺得尊貴。1978年,敖天照聽說有人幾年前發現了一坑顏色漂亮的“鵝卵石”,已經散落各家。

       他走村串戶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過的磨石”。村民把“石頭”留在家裡“給娃娃耍”,聽說有文物價值,也相當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隊在挖沼氣池時,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裡文物,在一旁盯著看,給大家宣傳“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在這裡活動了,他們還沒有銅器,就用石斧頭砸東西”。隊長余洪昌的媽媽聽到了說,“我家有一個磨過口的石片,還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幾厘米的石斧”。

神秘的金權杖

  他給大媽拍了照片,獎勵她1塊錢,“還得讓她寫收條,我這是代表政府獎勵的”。敖天照如今還收藏著不少村民“獻寶”的照片,早年散落民間的許多三星堆遺址文物,靠他幾十年不懈的工作,不少擺放在了博物館供人參觀。

  1970年月亮灣燕家所在的大隊改水溝,曾挖到過不少銅器,“那時候毛主席號召大煉鋼鐵,銅器也基本回爐了”。有一天中午,村民燕開正趁大隊不注意,自己順溝邊挖到了一堆銅器,“有銅鍋、銅壺、銅刀,好多生活用品,還有直徑四五十厘米的大銅鼎”。

  在“破四舊”的年代,燕開正按1.8元1斤的價格,將30斤的銅器賣給了收廢品的。看到不少文物隨著開溝被發現了,燕開正的大哥也曾到省城找過專家,“老專家在關牛棚呢,沒人管這塊”。敖天照說,他推斷手工作坊區就在遺址北面,也是因為這片經常發現手工製品。

  “村民們還是很淳樸的,很配合。”但是當地經濟要發展,很難向幾個文物工作者妥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員和磚廠搶地盤是常事。熬天照記得,他和陳顯丹一度追著磚廠廠長跑,廠長最後說:“這裡也不能挖,那裡也不能挖,你們給我圈出個可以挖的地方來。”幾處後來被確定為城牆的遺址,經過磚廠取土,也被挖了不少。

  發掘報告·“三星堆學”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後,各級政府要求停辦了遺址區內的磚廠,並在遺址北邊修築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文物局也早已撥專款支持這裡的考古發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館與四川大學歷史系對三星堆遺址有過多次發掘。王家佑、馮漢驥等成為當時研究三星堆的專家。根據長期擔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長的陳德安記載,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廣漢縣等有過數次聯合發掘。

       西城牆、南城牆等得到確認,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發現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積。2005年,在新關山考古發現大型夯土建築台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國遺址”在近20年裡,成為公認的長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這幾年因為三峽庫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考古學家據此提出了“楠木園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命名,初步構建起三峽庫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從另一個層面隱約得到了旁證,長江流域的文明起源絲毫不遜於黃河流域。

  但是記者採訪時發現,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遺址聲名顯赫,卻少見系統的學術著作。80年代參與重要發掘的考古人員,有的很快從政,離開了一線考古;有的雖然現場發掘十幾年,卻幾乎沒有發掘報告。1986年兩大祭祀坑發現,發掘報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

金權杖

  一些專家焦急地感慨:“本來這樣一個大遺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輩子守白了頭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價值,卻沒有出現一個相應的考古大家。”上世紀50年代,30歲出頭的石興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寫的發掘報告成為考古學經典,自己也成為考古大家。可是充滿神秘與探究價值的三星堆,卻很難找到一線的考古學者,對之進行系統的敘述。

  三星堆博物館名譽館長肖先進提到,一個考古大家,要有現場參與發掘的經驗,這種現場工作需要多年連續性,再加上統領全局的水平,“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對他從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剛剛換了站長,新舊站長都不願意接受採訪。沉默背後的現實是,三星堆近20年組織了十幾次發掘,卻沒有系統的文字報告。國家文物局一度暫停三星堆的發掘,現任站長目前最大的壓力是,“要趕在明年底,把綜合性的發掘報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開的“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20週年暨史前遺址博物館國際學會研討會”上,三星堆博物館成立了一個三星堆研究院,有學者呼籲建立“三星堆學”。肖先進兼任研究院的院長,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內外學者組織起來,聘用為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再按照課題來系統研究。“人種問題、起源問題、與金沙遺址的關係等等,裡邊大有學問啊。”

  文物賣點·遺址生存

  “有遊人參觀後說,原來還以為三星堆是核反應堆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氣雖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內涵,副館長張耀輝提到,怎樣給三星堆博物館定位,成為最直接的問題。這種定位顯然不是考古學範疇,對於當地政府來說,讓普通公眾接觸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館、發展旅遊和保護文物的複雜工程。如何讓懸謎的三星堆文明成為一個賣點?怎樣做到既“賣得好”,又保護了文物?

  記者7月底趕往廣漢時,三星堆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剛利用週末去了一趟重慶,“建在市中心的中國三峽博物館真漂亮”,讓他們羨慕的是,三峽博物館是北京以外直接以“中國”命名的博物館,“國家直接撥款6個億呀”。

  不久前改組的三星堆博物館領導班子,正在為重新打造三星堆形象奔波。博物館去年的門票收入接近2000萬元,已經算國內少數能夠自己運轉的博物館了,“不過我們現在是門票經濟,收入全靠門票,缺乏項目費,以後想變成複合型經濟模式”。

出土文物

  張耀輝說,他們一直在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較研究。比如與兵馬俑博物館相比,秦始皇“名氣大”,作為中國的始皇帝是一個常識,“外國人只要學中國歷史,必然提到這一塊”。兵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館的大棚子直接建在發掘現場,背景知識也簡單,遊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幾千年的上古文化,依舊迷霧重重,多數問題還在爭論中。“我們在想,三星堆乾脆圍繞‘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時間上限、哪些人創造的,都還是謎。“神”還指古蜀王國的神權統治,張耀輝認為鬆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國,正是靠神權統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現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將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學教材,“那公眾就有更多的知識背景了”。

  依附於廣漢這片土地的三星堆博物館,曾經經歷地方政府建博物館的不少艱辛。曾任廣漢市文化局局長的肖先進說,1989年廣漢市開始組織設計單位招標建館。建立三星堆博物館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和展示文物,將廣漢的文物資源變成旅遊資源。可領導班子到全國考察一圈,發現“除了兵馬俑、故宮,幾乎所有博物館都靠財政養”。辦博物館在當時看來是個“無底洞”,只能不斷往裡邊砸錢。

  肖先進執著地看好博物前景,向廣漢政府爭取到了200萬撥款,開始建博物館,他的想法是:“博物館不能遠離遺址;景區不應濃縮在一個地方,這樣難以形成旅遊氛圍;廣漢的城市佈局應該沿著鴨子河呈帶狀發展。”博物館前後修了5年,“到處借錢,還貸款了1000多萬元,這在全國是第一家。”最後投入3100萬元建好。

  博物館建好了,廣漢市政府卻主張“送出去”。只要有人願意承擔貸款,廣漢不僅奉送博物館,還每年撥款20萬元,給人員發工資。當時領導的想法是:“如果每年貼20萬元,就只虧20萬元,自己拿在手裡,還不知要虧多少。”結果四川省內協調過後,沒有人願意接手,廣漢人一度急得感慨,“連送出去都沒有人要”。

  博物館在1997年開館後,效果遠比想像中好。肖先進自告奮勇當了館長,“第一年門票收入250萬元,第二年450萬元,現在一年接近2000萬元”。肖先進說,三星堆遺址經歷了一個極端的過程,“當地政府一開始沒有意識到它的價值,後來又過度開發它的價值”,徘徊了十餘年之久,博物館開始尋找更符合市場的道路。

  在肖先進看來,三星堆遺址有很好的優勢,遺址面積僅次於鄭州商城。鄭州商城由於很多新城掩蓋了舊城,不夠完整。三星堆處在廣漢郊區,遺址內比較完整地保留著農業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現的蜀國文化的地域特色,迥異於中原文化。

出土文物

  幾千年的滄海桑田,並未給這片土地帶來太大變化。12平方公里的遺址內,如今居住著9000多農民,其中有388戶住在城牆上。城牆上的農民列入了重點搬遷戶,但是這個巨大的工程,如今只開展了第一期,200戶。由於生活在文物保護區域內,這裡的農民不許建廠,沒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圍村子要差。

  大遺址內到底該不該有住戶,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護的標準?張耀輝說,全國都沒有一個大遺址保護的理論模式,“你說12平方公里承載多少居民合適?這是個很難量化的問題”。肖先進和敖天照不主張把所有人口都遷出去:“遺址和當地老百姓分不開,這才是遺址的真實性,它是承載生命的。”

  張耀輝說,前兩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遺址保護和農民之間有了不少矛盾,現在希望調動整個大遺址中的農民積極保護文物,讓遺址遺跡展示促進旅遊發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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