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12張黑白照片 你見過幾張？
1、尼斯湖水怪
攝影師：Ian Wetherell
攝影年代：1934
這張照片已經著名到不能再著名了吧？很多影視作品裡都曾經用這張照片惡搞或者做過背景。雖然此前已經有了尼斯湖水怪的傳言，但是真正讓尼斯湖水怪風靡全球的正是這張照片。
尼斯湖水怪
但是1994年加拿大環球郵報裡刊登了路透社從倫敦發來的消息，說明了這張照片是偽造的，當然不是咱們現在所說的PS偽造了，方式還是很純樸的：“用玩具潛艇加上按照海蛇的模樣用軟木作成頭和長脖子裝配起來，再放到湖中去拍照”，這是參與者之一（共有5人參與偽造）在臨終前懺悔的，其餘四人此前已經先後過世、
瑪格麗特·伯克·懷特 1946年 《齋戒日的甘地》。在她的一生中，攝影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把自己嫁給照相機的女人。
“不安分”或許是新聞記者最難能可貴的優秀品質。戰爭結束以後，懷特女士又以女性的血肉之軀置身到動盪不安的印度，在那裡的採訪活動足足持續了3年。《齋日裡的甘地》就是在這期間誕生的名作。
當時印度獨立運動中聲明顯赫的領導人聖雄甘地為了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提出了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為了抵制英國的紡織品，甘地號召大家用紡車來織布，並且身體力行。懷特女士將這一帶有深重歷史感的場景凝固了下來，成為我們今天回顧、認識這段歷史的重要視覺資料。
2、一張允許天才也有幽默感的照片
“吐舌頭的愛因斯坦”——阿瑟.薩瑟（Arthur Sasse），1951
你可能和下個傢伙一樣很欣賞這幅難忘的畫像，但是仍然會有這樣的疑問：“它真的改變了歷史？”。放心吧，我們認為它的確做到了。
在愛因斯坦通過他對核物理和量子力學的貢獻改變歷史的同時，這張照片也改變了歷史上對愛因斯坦的看法。這張照片賦予了一個主要以才智著稱的人以人情味，這使得愛因斯坦的名字不僅成為“天才”的代名詞，也成為了“怪才”的代名詞。
一張允許天才也有幽默感的照片
那麼，這一創造歷史的舌頭是怎麼回事？似乎是愛因斯坦教授被普林斯頓校園裡的記者們糾纏不休，所以他希望能夠安靜地度過自己72歲的生日。
攝影師想讓他對著相機笑一笑，哪怕百萬分之一秒，愛因斯坦卻給了阿瑟.薩瑟一副吐舌頭的好表情。這是不平凡的舌頭，由此產生的照片變成了一個經典的瞬間，從而使得這位傑出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個人魅力像他的大腦一樣被人記住。
3、一張並不是你想的那樣浪漫的照片
“太平洋戰爭勝利日，時代廣場，1945” 也可以叫做 “吻” ——阿爾弗萊德·艾森斯塔特，1945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美國宣佈，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街頭掀起了狂歡的慶典，但也許沒有人能比那些穿著制服的軍人、護士們更感到解脫。因為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最近剛從歐洲戰場的勝利中凱旋，他們卻面臨著不得不再次出航的命運——這一次是駛向血腥的太平洋。
一張並不是你想的那樣浪漫的照片
當天在時代廣場聚集的欣喜若狂的人群當中，有一個名為阿爾弗萊德·艾森斯塔特的德國移民，他是20世紀最有才華的攝影記者之一。在拍攝慶祝照片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水手“沿著街道奔跑，抓住每一個看到的女孩。”他後來解釋說，“不管她是一位老太太，胖的，瘦的，老的，都一樣。“
當然，一張水手濕漉漉的手抓住一個老人的照片是不會作為生活雜誌的封面的，但是當他親吻一名漂亮的女護士時，這張照片就在全國各地的報紙上迅速傳開了。
不用說，“太平洋戰爭勝利日”拍的並不是所期望的失散多年的戀人的擁抱，但它也不是像許多批評家說的那樣是刻意安排的。不論怎樣，這張照片依然是在長期鬥爭結束時美國人熱情奔放的永久象徵。
4、一張增加了攝影報道風險的照片
“法國.諾曼底.奧哈馬海灘” ——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44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曾經說過，“那是因為離炮火不夠近。”這話聽起來像找死（卡帕於1954年在越南戰場拍攝時誤踩地雷而死，時年41歲），是的，但他明白自己在說什麼。畢竟，他最難忘的鏡頭拍攝於諾曼底登陸日（1944年6月6日）的早晨，當時他與第一批步兵一起在奧馬哈海灘登陸。
在猛烈炮火之下，卡帕潛到了一個他能找到的小掩體後面，然後他拍光了相機裡的所有膠卷，艱難地離開了戰場。他保住了自己的命，但也僅此而已了。在可怕的諾曼底登陸戰中，卡帕拍了四卷膠卷，不過除了11張以外，其餘的都被急躁的助手在匆匆忙忙沖洗膠卷的時候毀掉了。（他是為了趕下一期生活雜誌的截稿時間）
一張增加了攝影報道風險的照片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同樣的錯誤使得這些倖存的照片有了極好的超現實主義視覺效果（“稍微失焦”——生活雜誌在出版時的錯誤解釋）。
50多年後，導演史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為了拍攝催人淚下的諾曼底登陸行動，竭盡全力地重現該“錯誤”，甚至去掉攝像機鏡頭的防水蓋以達到卡帕那種“糟糕”的鏡頭效果。
5、一張反映了大蕭條時期的臉的照片
“流浪的母親”——多羅西亞·蘭格（Dorothea Lange），1936
就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照片而言，“遷徙中的母親”無出其右。對於許多人來說，佛羅倫薩.歐文斯.湯普森這張臉很好地反映了大蕭條時代，多謝傳奇的剛接受培訓的實習攝影記者多蘿西婭.蘭格。蘭格在1936年2月訪問美國加州一個塵土**的豌豆採摘營地時抓拍了這張照片，她這樣做，同時也抓拍下了一個自豪的民族面臨危急時刻的應變能力。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湯普森的故事和她的肖像照一樣引人注目。當年蘭格走近她時（“彷彿被磁鐵吸引”，蘭格說），她只有32歲。湯普森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死於肺結核，當時她滯留在加州尼波莫的一個遷徙勞工農場。她的家庭靠孩子們打的鳥和從附近一片野地裡挖的菜餬口度日——和那裡其他2500名收入微薄的工人一樣。照片的影響力是驚人的。
一張反映了大蕭條時期的臉的照片
各地的報紙都在轉載，湯普森飽受折磨的臉立即引發輿論嘩然，迅速促使美國聯邦移民部門的政客們送去了食物和供給用品。然而可悲的是，湯普森和她的家人已經離開了那裡，在他們備受矚目的困境當中，連一塊政府的奶酪也沒得到。事實上，當時沒人知道這名婦女的身份，直到多年以後，湯普森才在1976年的一篇報紙上的文章中揭示了自己的身份
6、一張把戰場帶回家的照片
“第一天戰鬥時戰場上的聯邦陣亡士兵，葛底斯堡，賓夕法尼亞州”—— 馬修·佈雷迪（Mathew Brady），1863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戰地攝影師之一，馬修.佈雷迪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有著充滿驚心動魄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個成功的銀版相機攝影師和一位傑出的紳士，佈雷迪是以給名人拍照而聞名於世的，比如亞伯拉罕.林肯和羅伯特.李。換句話說，他不是那種呆在戰壕裡的攝影師。
一張把戰場帶回家的照片
事實上，佈雷迪為了事業的發展寧願失去一切——他的錢、他的生意、可能還包括他的命。不論怎樣，他決定不顧一切風險，帶著他的照相機跟隨聯邦軍隊進入戰場，他說，“我腳中的精靈說，‘去吧！’”，然後他確實去了——至少等到了他看清了南方聯邦的刺刀尖兒之後。
在布爾淵的第一場戰役中佈雷迪差點被捕，他那“健談的”腳安靜了一些，然後他開始派助手代替自己去。在僅有的短短數年間，布蘭迪和他的團隊拍攝的照片超過了7000張——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你要知道，那時洗一張銀版照片需要一馬車的笨重設備和有毒化學品，不是你想的那種“對準即拍”。
受到當時條件的約束——暗室靠馬力來維持供電而且那時膠卷感光速度也慢得多，可以理解，佈雷迪的戰爭照片是拍的時候容易、後期處理卻很難。儘管如此，它們標誌著美國人第一次能如此直接地面對戰場的真正殘酷。
7、一張結束了一場戰爭卻毀掉了一個人生活的照片
“西貢警察局長槍殺一名越共分子” 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1968
“照片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美聯社攝影記者艾迪·亞當斯曾這樣寫道。這是亞當斯一句極為恰當的名言，因為他在1968年拍攝的那張警官近距離地槍殺戴手銬犯人頭部的照片，不僅為他贏得了1969年的普利策獎，也激起了美國人反越戰的情緒。
一張結束了一場戰爭卻毀掉了一個人生活的照片
不過對於這張照片造成的全部政治影響而言，情況並不像照片本身那樣黑白分明。亞當斯的照片並沒有揭露該名被槍殺的男子是一個越共“復仇隊”的頭目，就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該頭目處死了數十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不管怎樣，這張照片立即成為了戰爭殘忍的標誌，而且讓這位扣動扳機的警官——阮玉灣將軍——成了標誌性的惡棍.
不幸的是，這張照片的影響如鬼魅般纏繞著阮的餘生。戰後，他走到哪兒被罵到哪兒。在一所澳大利亞退伍軍人醫院拒絕醫治他之後，他被轉移到了美國，在那裡他遭遇到了一個大規模的（雖然沒有成功）要將他驅逐出境的抗議活動。他最終定居在了弗吉尼亞州，開了一家飯館，但是很快由於他的過去陰影不散而被迫關閉。牆壁上潦草地寫著“我們知道你是誰”，生意也停頓了。
亞當斯對阮的遭遇感到抱歉，他為拍了這張照片向阮道歉：“將軍殺了越共分子，而我卻用相機殺了將軍。”
8、一張毀了一個行業的照片
“興登堡飛艇” —— 默裡.貝克爾，1937
忘掉泰坦尼克號、路西塔尼亞號和切爾諾貝利那些沒有照片記錄的事故吧。多虧照片的力量，在1937年5月6日發生的興登堡飛艇爆炸事故被冠以20世紀典型災難這一有爭議的稱號。
不過從整體上看，興登堡事故並不是災難性的。在艇上的97人中，出人意料地有62人存活。（事實上，它甚至不是20世紀最嚴重的齊柏林硬式飛艇（譯者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使用的大型飛艇）墜毀事故。就在四年之前，美國輪船阿克倫號在大西洋沉沒，遇難者人數比這兩倍還多。）但是在評估一個災難的史詩地位時，恐怖的照片和著名的名言（“哦，人類！”）的權重遠遠超過了遇難者人數。
張毀了一個行業的照片
作為興登堡號在德國總公司的一個龐大商業活動的一部分，至少有22位攝影師、記者和紀錄片攝影師被召集在新澤西州的萊克赫斯特現場，不料卻發生了飛艇墜毀事故。全世界都見證了這一完整記錄下來的災難，粉碎了公眾對齊柏林硬式飛艇的信心——在當時硬式飛艇被認為是可行的最安全空中旅行模式。
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之間，硬式飛艇有著定期的航班在德國和美洲之間來回運輸旅客，但所有這一切在1937年停止了。這一事故事實上終止了飛艇作為一種商業上可行的客運模式，不是通過小動靜，而是通過照片傳遍全世界的一聲巨響，結束了飛艇的黃金時代。
9、一張拯救了這個星球的照片
“Tetons-Snake河"——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1942
有人說攝影可劃分為兩個時代：亞當斯之前和亞當斯之後。比如在亞當斯之前，攝影並沒有被廣泛認為是一種藝術形式。相反，攝影師們試圖使用各種極端的手法使他們的照片更“藝術化”（也就是更像是繪畫），比如在他們的鏡頭上塗上凡士林、用針刮擦底片的表面等。然後，安塞爾.亞當斯來了，幫助各地的攝影愛好者們克服了集體的自卑。
亞當斯充滿激情地宣佈攝影是“現實的一首燃燒著的詩歌”，他抵制那些“藝術化”的人工手法，聲稱它們簡直是其它藝術形式的衍生物。相反，他大力宣揚“純粹攝影”的價值。
一張拯救了這個星球的照片
在那個手持傻瓜相機正在迅速普及的時代，亞當斯和其他風景攝影師們則堅持使用笨重的老式的大像幅相機。最終，亞當斯的照片把攝影變成了美的藝術。此外，這些照片也影響了美國人對國家野生環境和如何保護野生環境的看法。
亞當斯對大地的熱愛並不限於通過鏡頭拍拍照片。1936年，他帶著他的照片到華盛頓遊說支持加州國王峽谷地區的保護法案。果然，他成功了，它被宣佈為國家公園。
10、一張使格瓦拉永生的照片
“切.格瓦拉的屍體”——弗雷迪.阿爾博塔，1967
反社會的暴徒？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或者，正如存在主義者讓·保羅·薩特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完整的人”？不管你相信與否，無可爭辯，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已成為革命者的守護神。不可否認，他是一個神話般的人物—— 他的聲譽永存，不是因為他是如何活的而是因為他是如何死的。
由於格瓦拉不遺餘力地在玻利維亞發起窮人和被壓迫者的革命，在1967年，玻利維亞國家軍隊（由美國軍方和中央情報局培訓和武裝）逮捕並處決了格瓦拉。但在把格瓦拉屍體埋進一個秘密墳墓之前，他們聚集在屍體四周，拍了上面這張有目的性的照片。
一張使格瓦拉永生的照片
他們想向世界證明格瓦拉已經死了，希望他的政治運動與他一起消亡。事實上，為了避免這張照片被說成是偽造的，這些逮捕格瓦拉的人考慮周密，砍下了格瓦拉的雙手並將它們保存在了甲醛裡。
然而玻利維亞官員殺死了格瓦拉，卻無意中誕生了他的傳奇。這張照片在世界各地流傳，神似文藝復興時期耶穌從十字架上放下來的畫像。
就在那些殺死他的劊子手們洋洋得意、幸災樂禍圍觀的時候（右邊的官員似乎是不經意地指著一處格瓦拉身上遭受的致命傷口），格瓦拉安詳的臉被形容為顯示了寬恕。照片的象徵意義在這個時代的革命者當中當然沒有失去。他們很快就喊出了“格瓦拉萬歲！”作為標語和戰鬥口號。多虧這張照片，“格瓦拉精神”讓他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烈士而永生。
11、一張創造了“超現實的現實”的照片
“達利原子”——菲利普·哈爾斯曼，1948
菲利普·哈爾斯曼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位通過拍攝人物跳躍而創造了一番事業的攝影師。不過他聲稱這一跳躍的動作展示了生活中真實的一面，看著他這最出名的一跳——“達利原子”，很難不同意這一說法。
一張創造了“超現實的現實”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哈爾斯曼同時向新的原子時代（物理學家在當時剛宣佈所有的物質以一種恆定狀態懸浮）和達利（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的超現實主義傑作“麗達原子”（看右邊，在貓的後邊，當時還未完成，譯者註：是一幅美女斯巴達王后Leda被化為天鵝的宇斯ooxx的故事畫呵呵）致敬的作品。拍這張照片花了六個小時，跳了28次，還有一屋子的助手向空中扔那些憤怒的貓和裝滿水的水桶以獲得完美的曝光。
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在選定“原子”之前，哈爾斯曼為這個鏡頭拋棄了其它的一些想法。其中之一是扔牛奶而不是水的想法，但被放棄了，因為擔心觀眾剛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物資匱乏中擺脫出來，會譴責扔牛奶是種浪費。另一個想法是炸死一隻貓，以便捕捉到它“懸浮”的情景，儘管這無疑將是貓的濫用。
哈爾斯曼的方法不僅獨特而且有效。他著名的“跳”的肖像照片至少出現在了七本生活雜誌的封面，並幫助迎來了一個新的——而且從根本上更大膽的——肖像攝影時代。
12、曼雷（MAN RAY）1924年《安格爾的小提琴》
曾以職業時裝攝影和人像攝影為生，同時開始抽像攝影的技術實驗，以攝影領域中不知疲倦的攝影技術試驗家著稱。這是一張廣為流傳的作品，採用了疊印的方法，將一對小提琴的符號放到了女性酷似提琴的背影上。作品不僅證明了曼雷在攝影技術實踐上的創新能力，也顯示了作為一個優秀攝影家所具備的視覺敏感和意識。
曼雷（MAN RAY）1924年《安格爾的小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