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佐曹操二十年:荀彧為何要自殺?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勳”的荀彧離世。關於他的死,袁宏《後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誌》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為“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范曄《後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

  儘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於“憂”抑彧是認為他死於“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後果。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從中可見時人對荀彧之死的看法。茲引於下:“(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後,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佈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勳”的荀彧

  袁曄為孫吳名士袁迪之孫。據《三國誌·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游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必有所本,應非杜撰。

  《獻帝春秋》一書亦見於《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並非曹方高層。

荀彧的謀主曹操

  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並將荀彧之死當作忠於漢室(不肯殺獻帝皇后伏後),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於漢室的形象。

  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才會繼而“露佈於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

  荀彧雖為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並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後》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

  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

  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

曹操生前加九錫、晉爵魏公

  孫明君認為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

  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

  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後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於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

  荀彧之死並非孤立的現象,它在當時、乃至後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徵。

  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

  荀彧作為曹操身邊的得力助手,他的自殺成為了一個迷題。人們對此有很多猜測,但是真相究竟是什麼,已無從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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