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五謎團:三顧茅廬是真是假?

  諸葛亮姓氏

  蜀漢後主曾經說過:“政在葛氏,祭在寡人。”意思是說,自己只主持祭祀天、地、祖宗等禮儀活動,軍、政、財、文大事統統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辦。這裡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誰?熟悉三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當然是指諸葛亮。那麼,諸葛亮怎麼姓葛?他的複姓作何解釋?

  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無疑,由單姓變成複姓的原因,《三國誌·諸葛瑾傳》記錄了兩種不同的解釋:

  其一,諸葛亮祖父諸葛豐曾任過司隸校尉(東漢時,全國行政區劃分為十三個州,因國都建在洛陽和長安,故將關中、晉南、洛陽、豫西一帶稱之為司川或司隸,寓從這裡發號施令,統轄全國之意。司隸校尉主管國都治安和監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陽東北),致仕後遷居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依當時的社會風氣,名人須照顧到全族人衣食住行。搬遷時,族中人大都相隨。該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諸葛豐是社會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問中,社會下層難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說:“嗨,村那頭那幾家姓葛的嘛!”“那幾家”是今天的口語,當時的口語是:村那頭諸葛家嘛!諸家是不確定數詞,相當於今天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在姓氏的演變過程中,說的人多了,諸葛就成了這幾家新搬遷戶特有的姓氏(《三國誌·諸葛瑾傳》裴松之注)。

  其二,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葛嬰是其重要將領,多有戰功,不幸蒙冤被殺。西漢王朝建立在這次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當然不會像歷代統治者那樣,誣蔑陳勝、吳廣為賊。相反,對其功績給予了高度肯定,並承擔了相應的善後事宜。漢文帝時,有人提出了葛嬰的冤案,遂給以平反昭雪,追錄其歷史功績,封其孫為諸縣(今山東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為都侯、縣侯、鄉侯、亭侯和沒有采邑之地的關內侯),因為封地在諸縣,這家遂成為縣內首屈一指的望族,縣名與葛姓就連為一體成為諸葛姓氏。這種習慣在後世姓氏已穩定時有所演變,如袁世凱稱袁項城,李鴻章稱李合肥……籍貫不再作為姓,而是成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對其尊敬。

  不管是什麼原因,諸葛一姓在東漢末年終於形成。由於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轉換,更由於諸葛瑾之子諸葛恪、諸葛亮堂兄弟諸葛誕分別被東吳和曹魏夷滅三族,此兩支僅留諸葛喬、諸葛靚兩人倖免殺戮,所以雖延續了1800多年,中國姓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處

  由於諸葛亮是歷史名人,其隱居躬耕之地陸續建立起兩個,一個是襄陽(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個是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的臥龍崗。兩地文物都有依據,襄陽隆中有《隆中對》作證,既稱《隆中對》,當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陽更有自己的依據,而且是兩個。其一是,水鏡先生向劉備推薦諸葛亮時候,曾經說道:“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即臥龍,特指諸葛亮,鳳雛則是指龐統。既然稱臥龍,當然是在臥龍崗,崗因人得名。其二是,諸葛亮在《出師表》稱:“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聽聽,諸葛亮親手所寫,白紙黑字留傳於世,焉能有錯?理所當然,躬耕之地在南陽臥龍崗無疑。

  兩地都言之鑿鑿,皆不容有它,但諸葛亮沒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時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兩個地方。顯然,兩個茅廬必定有正誤區別。

  到了清代,襄陽進士顧嘉衡被任命為南陽知府,襄陽、南陽人都要他對此明確表態。這是個兩為其難的棘手事情,家鄉要回,地方官要當,一語不慎,不是得罪了這邊,就是得罪了那邊,而得罪哪邊都吃不消。左右為難中,圓滑世故的顧嘉衡寫了一副對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副對聯,如今就刻於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模稜兩可、兩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國人大都熟悉《三國演義》,難免有人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到正確答案。遺憾的是,羅貫中先生又將兩地混淆起來,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後盾的諸葛亮隱居之處。一處說:“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一處說劉備“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另一處又說徐庶怕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入見孔明”,為劉備說情。

  其實,這個問題歷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後人少有熟悉史書《三國誌》者,故而爭論著不該爭論的問題。準確地說,隆中在今天襄樊西邊13公里的峴山東麓。諸葛亮所謂的“躬耕於南陽”,原說的是大地理概念,相當於你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西安一樣,沒必要再說長安區某某鄉。當時荊州(治所在襄陽)下轄七郡,南陽郡是其一郡;南陽郡下轄37縣,西南方鄧縣是其一縣,隆中在鄧縣地界。所以說,諸葛亮說“躬耕於南陽”並沒有說錯,不在南陽臥龍崗而在襄陽隆中的結論也沒有錯判。東晉習鑿齒進行了考證,他在《漢晉春秋》一書中明確指出:“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南北朝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肯定了這一說法。

  再推論一下,諸葛亮有無可能躬耕於南陽臥龍崗?

  當時,佔領南陽的張繡已投降曹操,換言之,這裡是曹軍防區;而襄陽是劉表地盤,兩地相距三四百里。劉表收容劉備後,因憚其“梟雄”特徵,不敢放在自己身邊,就派他到襄陽與南陽之間的新野駐屯,目的很明確,利用他遏阻曹軍。劉備曾投降曹操復又反叛,並奪取其大後方徐州,曹操對他恨之入骨。故此,曹操在與袁紹的官渡之戰正為激烈時,仍抽調部隊擊敗劉備奪回徐州。劉備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紹,又借口為之聯絡劉表共擊曹操而到了荊州。套一句現代話,劉備是曹操通緝的在逃要犯,他敢隻身去南陽三顧茅廬嗎?這如同投羊於虎,有去無回。如果帶兵去,則難免會發生戰爭,以劉備微弱的兵力,斷不敢冒這個險。更何況,兩地之間並沒有發生遭遇戰之類的記載。再說,如果諸葛亮遠在南陽臥龍崗躬耕,在信息閉塞的東漢末年,兩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陽名士司馬徽斷無法知道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對劉備說“彼間自有伏龍”,而不能說“此間自有伏龍”。

  顯然,臥龍崗躬耕一說不能成立。但南陽臥龍岡已存在了幾百年,並有豐厚的文化沉澱,當然就有其繼續存在的理由,後人沒必要揚彼抑此。

  諸葛亮怎樣到襄陽的

  陳壽在《三國誌·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早孤,其叔父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職時,帶了他與弟弟諸葛均一同南下。後來漢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在離職之後,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與其弟均“躬耕隴畝”。

  《獻帝春秋》中說法與此截然不同。該書記載,豫章太守周術病死於任所,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由於豫章郡屬揚州轄區,是袁術的地盤,大概是得到袁術的首肯,批文未下來就造成既成事實。但漢王朝不予承認,而改任朱皓。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打進豫章,諸葛玄兵敗後退入西城,西城民眾群起造反將他殺了,並把首級送給劉繇。

  仔細分析,後一說更接近事實。如果諸葛玄去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自會受重用,而陳壽隻字未提其任職。諸葛亮要進入荊襄的上流社會,曾經使盡了渾身解數,以至於不惜迎娶黃承彥膝下面黑髮黃的醜女子作為妻室,通過岳父的引薦,才在上流社會有了名聲,並結交了徐庶、龐統、石韜、孟公威、崔州平等社會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諸葛亮在荊襄一帶留下了諸多話柄,人們編出歌謠加以奚落:“莫學孔明擇婦,正應阿承醜女。”如果諸葛玄去了荊州,那麼諸葛亮進入荊襄上流社會豈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迴?

  叔父被殺於豫章西城一事,對諸葛亮來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願意提及;陳壽的史料,來源於諸葛亮口述,他語焉不詳,陳壽只能照錄而已。《獻帝春秋》的記載來之於史官,史官資料來之於劉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敘述出具體細節。由是觀之,後一說更接近歷史事實。

  是三顧還是自己投奔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世公認的三顧茅廬,蓋源於此。

  但是歷史上還有另外一說,即劉備屯兵樊城時(司令部紮在這裡,軍隊屯駐於新野),曹操剛統一北方,諸葛亮知道,荊州是下一個目標,而劉表性格猶豫,不懂軍事,故而特去找劉備。劉備同諸葛亮素無交往,且見他年輕,故以普通讀書人看待,並不經意。在其他人走後,諸葛亮獨自留了下來,劉備也不聞不問,只在那裡編犛牛尾巴。諸葛亮問:“您是要實現遠大志向,還是僅滿足於編織牛尾?”劉備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簡單,扔下牛尾巴答道:“這是啥話,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憂愁而已!”接下來,在一問一答中,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對》的制勝方略。這段內容載之於《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內容。

  在這裡,三顧茅廬與自己投奔兩說又對立起來,到底哪一說才是事實?

  現在看來,難分真偽,理由如下:

  第一,蜀漢政權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資料供史家查詢,諸葛亮是當事人,他的敘述似乎應該更可靠一些。然而這又是孤證,另一當事人劉備並沒有留下三顧的證據。

  第二,曹魏政權是東漢政權“禪讓”的結果,它比較穩定,也有相應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與《九州春秋》成書前,同其他史書一樣,都有個史料收集的過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韜、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處做官,他們的回憶錄或談話,必然存在於當時,因此才能將諸葛亮自己投奔的過程說得繪聲繪色,以致微小細節都不遺漏。然而,那三人畢竟只是局外人,他們的敘述大多也是聽說而來的。

  第三,劉備不高看諸葛亮而自結牛尾,同《襄陽記》又發生矛盾。以此書記述,劉備訪問荊襄名士司馬徽(即水鏡先生)時,司馬徽曾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當劉備詢問是誰時,他回答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此觀之,諸葛亮找上門投靠劉備就難成立。然而《襄陽記》擁劉的政治傾向過於明顯,作可信史料尚得謹慎。

  綜合上述三點,在難以斷定的情況下,不如像為《三國誌》作注的裴松之那樣,將胸懷放廣闊一些,讓兩個都有依據的史料共存一爐,別作武斷式砍伐。

  如果是三顧茅廬,那麼,它就是諸葛亮與徐庶合演的雙簧,但諸葛亮不肯“廉價出售”,須抬高身份以便於才盡其用。徐庶投奔劉備後,得到劉備的器重,進而推薦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這當然是得到諸葛亮同意之後才推薦的。如果諸葛亮不願意出山或者未選中劉備,作為好友的徐庶,斷不能造次。在徐庶他們的文化圈子中,還有龐士元、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獨獨推薦諸葛亮而不推薦其他人?當然是他們當時不肯投奔劉備的緣故。劉備說:“君與俱來。”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徐庶投奔劉備,客觀上是在為諸葛亮投石問路。既然諸葛亮已經選中了劉備,當然要同徐庶談及相見的形式,只有諸葛亮不肯沿街叫賣時,徐庶才能傳遞出“可就見,不可屈致”的信息。顯然,這是在抬高價碼。“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當諸葛亮決定投靠劉備時,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並作了充分的應對準備,而前兩次的未曾出來相見,就有了矯揉造作的嫌疑,顯然是在抬高價碼。然而他又謹遵了“事不過三”的古訓,所以在劉備第三次相顧時揭開門簾子走了出來。劉備是否看出了雙簧的把戲,我們已無法得知。但是,劉備獲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剛一見面,諸葛亮就和盤托出了驚世駭俗的《隆中對》,他把天下形勢剖析得那樣透徹,把劉備的因應策略和將來的發展宏圖都作了精當的規劃。這當然不是即興之談,而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結果。諸葛亮要取得劉備的充分信任,就必須一炮打響,讓買家知道物有所值。

  是隱跡山林還是以退為進

  應該說,“躬耕隴畝”是諸葛亮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動順應。之所以選擇隆中過起似隱非隱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對》中分析荊州地區的經濟軍事優勢外,在當時,荊州還有三個優勢。第一,它是江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東漢時江南共分為四州,即交州(今兩廣地區)、荊州、益州和揚州(北半部在長江以北)。交州還十分荒蠻;揚州南部剛剛開發;益州雖開發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閉;只有荊州當得起中心的責任。第二,由於交通便利和商業交往的頻繁,荊州的信息量遠大於其他地區,身處荊州首府襄陽,最容易把握全國政治、軍事變化的脈搏。第三,在軍閥混戰中,幽州、并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涼州、冀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長期的戰亂之中,荊州是少有的幾個未曾波及的地區之一,因此這裡成為士人逃難的天堂和全國人才的薈萃之地,這也使得荊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領先於全國。諸葛亮受家庭環境的熏陶,自小就胸懷抱負,叔父去世後,荊州就成為他避難的首選之地,這從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談話中即能找到印證。當孟公威準備回汝南故鄉的時候,諸葛亮認為離開荊州太可惜了,所以勸阻道:“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這裡所說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而是指華夏的腹心地區,翻譯成白話文則是:這裡集中了這麼多的社會精英,正是我們開闊眼界、豐富知識、增長才幹的風水寶地,我們應該與他們廣泛接觸和交流,何必要回故鄉呢!聽聽,諸葛亮對荊州是多麼熱戀!

  躬耕之地不選在其他地方而選在峴山東麓的隆中,諸葛亮此舉可謂獨具匠心。這裡距襄陽僅二十幾華里,步行一個時辰就可到達,既可躲開都市的嘈雜浮華,能安心讀書和思慮問題,又沒有脫離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有充分的機會同上流社會的朋友們促膝交流,能及時把握天下形勢的變化,為將來的出山打好基礎。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既具有了隱士身份,卻又不會被當地名流們忘記,飽學之士的朦朧美對政治家更具誘惑魅力。而且,劉表是妻子黃氏的姨夫,只是因為劉表胸無大志,不可能在動亂中成就事業,所以諸葛亮沒有利用裙帶關係在荊州謀取一官半職。無意中,這又抬高了他的身價。在軍閥混戰時,諸葛亮絕不肯做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庸碌之輩,而是很想出仕。他在與朋友們長談的時候,做官是當然的內容之一。他曾對石韜、徐庶、孟公威三人說:“卿等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石韜他們反問諸葛亮才具可擔當什麼職務時,他只是笑而不答。但是他並不隱瞞良好的自我感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是出將入相的全才。只是當時大多數人都不認同,只有崔州平、徐庶等少數人相信。羅貫中並沒有消化“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與“每自比於管仲、樂毅”這兩條自相矛盾的史料,只能在《三國演義》一書中留下不能自圓其說的硬傷。

  “躬耕隴畝”是以退為進的策略,同時也是為了選擇買家。他不肯投奔曹操,並不是視其為國賊而羞於為伍,這從他與張昭的談話中就能看出端倪。諸葛亮奉劉備之命出使東吳聯合孫權時,張昭曾勸他留下來做官,他拒絕了,在對別人解釋不肯留下的原因時,他說道:“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袁子》)不能“盡亮”即不能言聽計從,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聰明才智,這才是要害!在價值取捨中,他把實現個人價值作為選擇主子的尺度。孫權處人才濟濟,不可能聽計於一人;曹操處更是人才雲集,才能高於諸葛亮者遠非三五人,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至於劉表、劉璋、張魯、馬超等軍閥,諸葛亮則是看不到眼裡。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投奔劉表後駐守樊城,這為諸葛亮仔細觀察其為人提供了條件;好友徐庶投奔劉備後,又給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劉備有幾點過人之處很值得諸葛亮委身投靠:百折不撓的精神;善於用人和禮賢下士;關羽、張飛等猛將是難得的軍事人才,而身邊謀士都是些庸碌之輩,最缺乏的就是諸葛亮這樣的經緯之才;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孚眾望且失去人心時,這兩處民眾的依附心理,必然寄希望於皇室胄裔出身的劉備,這是獲得民眾支持的基礎,是一面政權旗幟。同曹操、孫權相比較,諸葛亮投奔劉備最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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