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變 隱藏著的驚人謎團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70多年了。幾十年來,圍繞這一事變,發表了為數甚多的研究文章、回憶錄,也出版了不少專著,但也留下了一些無法解釋的驚人謎團西安事變不僅是統一戰線的一大傑作,更是隱蔽戰線的一大傑作。這一特殊的性質,決定了研究工作必須注意把握秘密鬥爭的視角,才可能從撲朔迷離中還原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首日電”究竟是誰發出的

  多年來,學界把當時中共中央駐東北軍聯絡員劉鼎或張學良所發的電報作為保安(當時黨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變的開始。其實這值得商榷。

  葉子龍對“首日電”的回憶

  對於毛澤東得知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葉子龍回憶錄》中的記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台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報以後,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搞不清。 ”

西安事變兩位主角:張學良將軍(左)和楊虎城將軍(右)

  關於這第一份電報的目擊者只有三個人,除了譯電員和毛澤東,就只有葉子龍。葉是當年的機要科長,又是親手把來自西安的第一份電報交給毛澤東的,其回憶的唯一性顯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憶起碼有五個要點:電報只給毛澤東的;電報到達的時間應該是在12日的零點前後,否則毛澤東決不會有“明天”的概念;電報內容還沒有確鑿的“好消息”;葉子龍實際上完全排除了劉鼎的來電,因為劉鼎一直與保安保持著密切的電報往來,葉子龍豈能看不懂劉鼎的電報;葉子龍的反應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文風的電報,因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

  張學良的文寅電不是“首日電”

  除了上面提到的劉鼎的電報外,張學良的“文寅電”,也是歷來被學界作為事變時發往保安的第一份電報來引用的。“文寅電”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則指時間,也就是早晨的3-5時。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扣留。 ”

  學界一直對文寅電有爭論,因為12日5時蔣介石還沒有抓獲,為何電文中卻說已將蔣等扣留?其實我理解,這和張學良與保安的電台聯絡規定有關。電台的聯絡雙方必須嚴格按照事先約定的節點同時同頻率開機,如果稍有差池,就只能在下一個節點再聯絡。當時張學良的電台每天開機兩次:5點與21點,保安一日開機三次:5點、13點、21點。這就是說,張學良能夠主動向保安聯絡3次;而保安方面只能2次。如此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張學良的安全。

西安事變時候的蔣介石(右)

  張學良原先預計在12日5點前完成扣蔣任務,電文也是事先擬就的,以便及時拍發,只是沒有料到蔣介石會臨時脫逃而耽擱時間。如果錯過早晨的5點,就只能等到13點才有可能聯絡。張學良為抓緊時間,不得不在5點發報。因為他已經確信捉到蔣介石只是時間問題了。

  用張學良的文寅電比對葉子龍回憶的電報,可以說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說沒有“兵諫”兩個關鍵字,如果“看不大懂”這樣的電報,葉子龍還做什麼機要科長?如果他看懂了這樣的電報,又豈能不歡呼雀躍,還為“兵諫”兩字傷什麼腦筋?這樣看來,所有認為西安事變保安收到的第一份電報就是張學良12日文寅電的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麼,葉子龍所見到的電報究竟是誰發的?

  “首日電”依然是個謎

  葉子龍的回憶明確說電文是“半文半白”,還有“兵諫”二字。當時中共中央一些機要人員的回憶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電中有“兵諫”二字卻是完全一致的。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繫。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匯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麼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 ’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 ”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必須指出的是:這句話可能並非張學良的原話。因為張學良直到事變發生後所發的全國通告中,仍然使用“諍諫”而不是“兵諫”。至於事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學良更是稱西安事變為“一二·一二革命”。

當時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特工王戴笠》一書說,12月初,戴笠匆匆從南京趕來洛陽,向蔣介石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 ”戴笠的情報,正好可以反證當時正處於歷史緊急關頭的張學良並非孤軍作戰。而且,與紅軍生死攸關的西安事變前夕,保安又豈會像軍統那樣愚蠢地被蒙在鼓裡而無所作為。

  國家安全部負責編撰的《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中含糊其辭地提到了這個問題:“李克農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報告中共中央。 ”該書的《序言》表明,為了糾正以往反映隱蔽戰線方面作品的粗製濫造和以訛傳訛,突出真實性和思想性,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體的幫助。最後由部黨委批准的本書審定小組審定定稿。 ”該書雖然強調了“首先”,但未能進一步說明李克農當時究竟身在何處,又是如何能夠“首先”的。因此,首日電的來源依然是個神秘的謎。

  張學良機要秘書的回憶為何前後不一致

  在西安事變的研究中,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中共中央駐東北軍聯絡員劉鼎是個重要人物,他不僅經歷了事變的全過程,而且還幾乎參與了事變中全部的重要活動。迄今為止,只有他的回憶最為詳細,但也最自相矛盾,從而使得西安事變更為撲朔迷離。

  關於劉鼎的兩個回憶

  劉鼎的第一次回憶是張魁堂根據劉鼎上世紀70年代末的西安事變追記所整理、在《黨的文獻》上發表的《劉鼎在張學良那裡工作的時候》。文中說,張學良告訴劉鼎事變決定時已過12點。但他並沒有回去發報,而是在張學良處發報。凌晨2點多與保安中共中央電台接通。搜山尋獲蔣介石後,張學良又讓劉鼎給中共中央發出文寅電。

劉鼎

  概括劉鼎的第一次回憶起碼有三個要點:劉鼎事變開始時在張楊的新城指揮部;他來不及回張公館用自己電台,只能在指揮部借電台發報;從“凌晨2點多”起,事變指揮部就保持了與保安的聯繫。

  但劉鼎的第二次回憶又推翻了第一次回憶。他在光明日報社1991年出版的《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內幕紀實》一書中說:“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夜,即12月12日零點,張學良告訴了我要採取的緊急行動的消息,我一分鐘也不敢耽誤,趕緊向中共中央發報,但此時卻停了電,全城也實行了戒嚴,無奈我即從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門電料行敲開門買回了電池,待電池買回時,得悉蔣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這個消息發報出去。 ”

  概括劉鼎的第二次回憶,也有兩個要點:事變開始時劉鼎不在新城指揮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張公館;與保安的聯繫起始於事變結束後。

  論者的質疑

  由於兩個回憶的內容南轅北轍,有論者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中提出了種種的質疑後斷言:“可以想見,根據這樣一些完全不確定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回憶來推斷劉鼎向中共中央發報的時間,無論如何是不足為信的。 ”質疑雖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盤否定,因為西安事變具有隱蔽戰線的所有特徵,所以劉鼎不可能實話實說。

  劉鼎第二次回憶中的“斷電”說是站不住腳的。張、楊雖然事先在全市斷電,以切斷西安與外界的通訊聯繫,但事變時劉鼎所在的新城指揮部或張公館都有自備發電機,所以根本就不受斷電的影響。此外,劉鼎作為西安與保安的重要聯繫人,豈能在最關鍵的時刻長時間地脫離崗位。因此,劉鼎第一次回憶的真實性要高於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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